入我相思門，知我相思苦。

　　此詩寫在深秋的夜晚，詩人望見了高懸天空的明月，和棲息在已經落完葉子的樹上的寒鴉，也許在此時詩人正在思念一個舊時的戀人，此情此景，不禁讓詩人悲傷和無奈。這是典型的悲秋之作，秋風、秋月、落葉、寒鴉烘托出悲涼的氛圍加上詩人的奇麗的想象，和對自己內心的完美刻畫讓整首詩顯的凄婉動人。

　　此詩的體式許多人認為很像一首小詞，具有明顯的音樂特性。趙翼的《陔余叢考》卷二十三云：“三五七言詩起于李太白：‘秋風清，秋月明。……’此其濫觴也。劉長卿《送陸澧》詩云：‘新安路，人來去。早潮復晚潮,明日知何處？潮水無情亦解歸，自憐長在新安住。’宋寇萊公《江南春》詩云：‘波渺渺，柳依依。孤林芳草遠，斜日沓花飛。江南春盡離腸斷，蘋滿汀洲人未歸。’……”指出了它和“江南春”詞牌的淵源關系。南宋鄧深曾依此調式填寫詞作，名為“秋風清”。清人還把李白這首詩當作是一首創調詞而收入《欽定詞譜》，云：“本三五七言詩，后人采入詞中。”

　　此詩只題作“三五七言”而不言及詩歌內容主題，可知詩人的創作意圖本是偏重作品的形式特征，即只要滿足全篇兩句三言、兩句五言、兩句七言的體式要求就能成詩了。可以說，詩題中已經包含了明確的詩體形式內涵。嚴羽的《滄浪詩話》中的“詩體”一章就說道：“有三五七言。”自注云：“自三言而終以七言，隋世鄭世翼有此詩：‘秋風清，秋月明。落葉聚還散，寒鴉棲復驚。相思相見知何日，此時此夜難為情。’”郭紹虞先生校釋曰：“滄浪所謂鄭世翼有三五七言，不知何據。案《詩人玉屑》無‘秋風清’以下各句，以從《玉屑》為是。‘秋風清’云云,見《李太白集》，當是李作。”

　　但李白這首詩也不能算是創體之作，因為初唐時僧人義凈作有一首《在西國懷王舍城》，此詩因其體式特征而名為《一三五七九言》。李白的《三五七言》只是《一三五七九言》的變體，省去起首的“一言”和收尾的“九言”，即為“三五七言”。王昆吾在《唐代酒令藝術》中論證義凈詩為“唱和之作”。李白這首《三五七言》可能也是他與其他詩人的“唱和詩”。“三五七言”是對所酬和詩歌格式的限制，這是一個“總題”，眾人在具體創作時可根據所寫內容再命一個相應的詩題。

　　此詩即使不是創體之作，也是李白最終確立了“三三五五七七”格式作為一種獨特的曲辭格甚至成為一種時興詩體的地位。這不僅是因為他借鑒和總結了許多人應用三五七字句式的經驗，更得力于他自身歌辭創作中靈活運用此類格式的實踐體悟，因而他的《三五七言》能表現出“哀音促節，凄若繁弦”（《唐宋詩醇》卷八）的藝術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