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關于《黍離》一詩的主旨，雖然《詩序》說得明白：“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而且從此詩序于王風之首，確見其為編詩者之意旨。但歷來爭訟頗多，三家詩中韓、魯遺說與毛序異，宋儒程頤更有臆說以為“彼稷之苗”是彼后稷之苗。近人讀詩，新說迭出，比較有代表性的有郭沫若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中將其定為舊家貴族悲傷自己的破產而作，余冠英則在《詩經選》中認為當是流浪者訴述他的憂思。還有藍菊蓀的愛國志士憂國怨戰說（《詩經國風今譯》），程俊英的難舍家園說（《詩經譯注》）等。說法雖多，詩中所蘊含的那份因時世變遷所引起的憂思是無可爭辯的，雖然從詩文中無法確見其具體背景，但其顯示的滄桑感帶給讀者的心靈震撼是值得細加體味的。另一方面，從詩教角度視之，正因其為大夫閔宗周之作，故得列于《王風》之首，此為詩說正統，不可不及，以下從兩方面細析之。

　　閔宗周之詩何以列于《王風》之首，先得弄清何為《王風》，鄭箋云：“宗周，鎬京也，謂之西周。周，王城也，謂之東周。幽王之亂而宗周滅，平王東遷，政遂微弱，下列于諸侯，其詩不能復《雅》，而同于《國風》焉。”可見《王風》兼有地理與政治兩方面的含義，從地理上說是王城之歌，從政治上說，已無《雅》詩之正，故為《王風》。此詩若如《詩序》所言，其典型情境應該是：平王東遷不久，朝中一位大夫行役至西周都城鎬京，即所謂宗周，滿目所見，已沒有了昔日的城闕宮殿，也沒有了都市的繁盛榮華，只有一片郁茂的黍苗盡情地生長，也許偶爾還傳來一兩聲野雉的哀鳴，此情此景，令詩作者不禁悲從中來，涕淚滿衫。這樣的情和這樣的景化而為詩是可以有多種作法的，詩人選取的是一種物象濃縮化而情感遞進式發展的路子，于是這首詩具有了更為寬泛和長久的激蕩心靈的力量。

　　全詩共三章，每章十句。三章間結構相同，取同一物象不同時間的表現形式完成時間流逝、情景轉換、心緒壓抑三個方面的發展，在迂回往復之間表現出主人公不勝憂郁之狀，“三章只換六字，而一往情深，低回無限”（方玉潤《詩經原始》）。

　　詩首章寫詩人行役至宗周，過訪故宗廟宮室時，所見一片蔥綠，當年的繁盛不見了，昔日的奢華也不見了，就連剛剛經歷的戰火也難覓印痕了，看哪，那綠油油的一片是黍在盛長，還有那稷苗凄凄。“一切景語皆情語也”（王國維《人間詞話》），黍稷之苗本無情意，但在詩人眼中，卻是勾起無限愁思的引子，于是他緩步行走在荒涼的小路上，不禁心旌搖搖，充滿悵惘。悵惘尚能承受，令人不堪者是這種憂思不能被理解，“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這是眾人皆醉我獨醒的尷尬，這是心智高于常人者的悲哀。這種大悲哀訴諸人間是難得回應的，只能質之于天：“悠悠蒼天，此何人哉？”蒼天自然也無回應，此時詩人郁懣和憂思便又加深一層。

　　第二章和第三章，基本場景未變，但“稷苗”已成“稷穗”和“稷實”。稷黍成長的過程頗有象征意味，與此相隨的是詩人從“中心搖搖”到“如醉”、“如噎”的深化。而每章后半部分的感嘆和呼號雖然在形式上完全一樣，但在一次次反覆中加深了沉郁之氣，這是歌唱，更是痛定思痛之后的長歌當哭。難怪此后歷次朝代更迭過程中都有人吟唱著《黍離》詩而淚水漣漣：從曹植唱《情詩》到向秀賦《思舊》，從劉禹錫的《烏衣巷》到姜夔的《揚州慢》，無不體現這種興象風神。

　　其實，詩中除了黍和稷是具體物象之外，都是空靈抽象的情境，抒情主體“我”具有很強的不確定性，基于這一點，欣賞者可根據自己不同的遭際從中尋找到與心靈相契的情感共鳴點。諸如物是人非之感，知音難覓之憾，世事滄桑之嘆，無不可借此宣泄。更進一層，透過詩文所提供的具象，讀者可以看到一個孤獨的思想者，面對雖無靈性卻充滿生機的大自然，對自命不凡卻無法把握自己命運的人類的前途的無限憂思，這種憂思只有“知我者”才會理解，可這“知我者”是何等樣的人：“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充滿失望的呼號中讀者看到了另一個詩人的影子。“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吟出《登幽州臺歌》的陳子昂心中所懷的正是這種難以被世人所理解的對人類命運的憂思。讀此詩者當三思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