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頌·那

　　與《頌》詩中的大多數篇章不同，《那》主要表現的是祭祀祖先時的音樂舞蹈活動，以樂舞的盛大來表示對先祖的尊崇，以此求取祖先之神的庇護佑助。鄭覲文《中國音樂史》云：“《那》祀成湯，按此為祭祀用樂之始。”先秦詩史，基本上是音樂文學史，而今天從音樂文學史的研究角度看，可以說《那》具有比其他《詩經》作品更重要的意義，因為此詩不但本身就是配合樂舞的歌辭，而且其文字內容恰恰又是描寫這些樂舞情景的。詩中所敘述的作為祭祀儀式的樂舞，按照先奏鼓樂，再奏管樂，再擊磬節樂，再鐘鼓齊鳴，高唱頌歌跳起萬舞這樣的順序進行；最后，主祭者獻祭而禮成。按《禮記·郊特牲》云：“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后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誥告于天地之間也。”此詩的描寫，與《禮記》的記載是相吻合的。

　　詩首句便用兩嗟嘆之詞，下文又有相當多的描繪樂聲的疊字詞“簡簡”、“淵淵”、“嘒嘒”、“穆穆”，加上作用類似疊字詞的其他幾個形容詞“有斁”、“有奕”、“有恪”，使其在語言音節上也很有樂感，這當是此篇成功的關鍵。雖然它不像后世的詩歌在起承轉合的內部結構上那么講究安排照應，但是其一氣渾成的體勢，仍使它具有相當的審美價值。孫鑛說：“商尚質，然構文卻工甚，如此篇何等工妙！其工處正如大輅。”（陳子展《詩經直解》引）他所謂的“工妙”，讀者應當從詩的整體上去理解，這樣才能正確把握其藝術性；所謂“大輅”，應是一輛完整的車子，而不是零碎的一轅一軸。

　　六經皆史，從以詩證史的視角說，此詩是研究音樂舞蹈史的好資料。詩中出現的樂器有四種：鞉鼓、管、磐、鏞，分屬中國古代樂器八音分類法的革、竹、石、金四大類，出現的舞蹈有一種：萬舞。《詩經》各篇對鼓聲的摹仿是極其生動的，可以使讀者從中初步領略原始音樂的力度、節奏和音色。如《小雅·伐木》的“坎坎伐鼓”，《小雅·鼓鐘》的“鼓鐘將將”、“鼓鐘喈喈”，《大雅·靈臺》的“鼉鼓逢逢”，《周頌·執競》的“鐘鼓喤喤”，《周頌·有駜》的“鼓咽咽”，此篇的“奏鼓簡簡”、“鞉鼓淵淵”，這些摹聲的雙音疊字詞，前一字發重音，后一字讀輕聲，通過強——弱次序體現了鼓聲的力度，又通過樂音時值的組織體現了長短的節奏。從傳世實物和考古發掘看，鼓有銅面和獸皮面兩大種類，“逢逢”、“簡簡”、“淵淵”應是對獸皮鼓聲的摹仿，“將將”、“喈喈”、“喤喤”則應是對金屬鼓聲或鐘鼓合聲的摹仿，它們形象地再現了或深沉或明亮的不同音色。從這一點上說，《詩經》中描繪樂聲的疊字詞是唐代白居易《琵琶行》“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語；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這類描寫的濫觴。《那》一詩中所用之鼓為鞉鼓，據文獻記載，鞉鼓有兩種類型，一種大型的豎立設置，名為楹或立鼓；一種小型的類似今日之撥浪鼓，較晚起。《那》中之鞉鼓當為立鼓，按《釋名·釋樂器》云：“鞉，導也，所以導樂作也。”可知其作用是在祭祀歌舞開始時興樂起舞。而祭祀時跳的萬舞，又見于《邶風·簡兮》、《魯頌·閟宮》。從《簡兮）的描寫中可以看出，萬舞包括武舞（男舞）和文舞（女舞）兩部分，男舞者孔武有力，手執馭馬的繩索，女舞者容光煥發，手執排簫和雉鳥羽翎。筆者以為萬舞是一種具有生殖崇拜內涵的舞蹈。按“萬（萬）”與“蠆”字相通，《說文解字》釋“蠆”為毒蟲，又稱“蚳”，是一種有毒的蛙，則“萬舞”一名當關聯于蛙的崇拜。而據現代學者研究，蛙在上古信仰中是孕育和繁殖力的象征。此詩所描寫的萬舞是在鼓聲中進行的，中國西南地區出土的古代銅鼓上鑄的正是青蛙的形象，這些塑像常呈雌雄交媾狀或母蛙負子狀以表現生殖崇拜內涵，并且《簡兮》所描述的“左手執籥，右手秉翟”的萬舞形象也常見于銅鼓腰部的界格上，這些都是萬舞的原始信仰意義的明證。